北欧知多少之为什么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国歌一样

大北方战争后，瑞典把爱沙尼亚附近割让给俄国。

1712年，出于夺取波罗的海海洋霸权的需要，俄国甚至迁都芬兰湾地区的圣彼得堡。

俄国的政治中心和芬兰已经近在咫尺，俄国对芬兰也势在必得。1808年，俄国和瑞典再次爆发战争，俄国夺取芬兰。

至此，芬兰和爱沙尼亚的主人都变成了俄国人。1809年，瑞典将芬兰割让给俄国。

芬爱因为距离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很近。因此，如何处理两个民族成为了俄国统治者重视的问题。

18世纪初夺取爱沙尼亚后，俄国一直将其视为自己的领土。当地的政府官员由沙皇直接任命，全面推行俄语。19世纪时期，爱沙尼亚语被俄国当局禁用，俄语成为当地唯一允许使用的官方语言。

与被列强轮番统治的爱沙尼亚不同，芬兰长期只受瑞典的影响。瑞典文化植根于芬兰人的生活中。俄国对芬兰采取了与爱沙尼亚不同的策略，即给予更多的自治权、鼓励芬兰本土文化的发展，以实现“去瑞典化”。

在“芬兰化”的推动下，大批芬兰语文学出现。1835年，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出版，带动了芬兰语从口语层面向书写层面转变。

俄国在芬兰推行“去瑞典化”，反而引起了芬兰一些瑞典族裔的不满。1848年，瑞典裔诗人鲁内贝里用瑞典语写下了长诗《我们的国家》。这首长诗里，他通过描写“北方国家”的美丽，富饶以及对于“北方国家”的热爱，为之奋斗。但没有具体指这个“北方国家”是哪一个，也没有特指芬兰。

1848年，芬兰当地的瑞典裔作曲家帕修斯为这首长诗谱上了充满北欧田园牧歌风情的旋律。代表“北方国家”之美的歌词，加上北欧风情的音乐，使得该曲目的影响力不仅在芬兰地区传唱，也在北欧其他地区广泛传唱。

但歌曲的传唱也让俄国统治者认为瑞典文化依然在芬兰有强大的影响力。俄国决定通过复兴芬兰语的方式，打压瑞典语。

1863年，沙皇宣布芬兰语和瑞典语地位相同，鼓励地名、人名的芬兰化。更多的歌曲的歌词逐渐被翻译为芬兰语。1867年，《我们的国家》歌词被芬兰作家翻译为芬兰语。芬兰语的歌词明确将“北方的国家”定义为“芬兰”。

由于民族、文化、语言相近，因此复兴后的芬兰的文化，尤其是《我们的国家》这一被芬兰人喜爱的旋律，更容易被爱沙尼亚人接受。

1869年，爱沙尼亚民族作家约翰·沃德马·杰森给这首曲目写上了爱沙尼亚语歌词《我的土地，我的欢愉》。

在《我的土地，我的欢愉》中，杰森表达了“爱沙尼亚人永远忠于这片土地的情感”。

《我的土地，我的欢愉》以及《我们的国家》虽然歌词不同，但其旋律却被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视为表达民族情感的载体。

俄国在统治芬兰、爱沙尼亚之时，并没有停止扩张的步伐。19世纪末，俄国建立了北起芬兰、南至黑海的多民族国家。

这些民族中，芬兰获得的自治程度最高。这引起其它民族的不满。芬兰和爱沙尼亚民族相似。芬兰语、芬兰文化的复兴，使南岸的爱沙尼亚也蠢蠢欲动。他们甚至提出了要与芬兰合并的想法。

芬兰和爱沙尼亚如果合并，势必会威胁到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的安全。19世纪末，俄国开始收回芬兰的自治权，加紧对芬兰的“俄罗斯化”。

此举点燃了芬兰人的怒火，相似的遭遇的爱沙尼亚人也加入其中，支援芬兰人的斗争。《我们的国家》和《我的土地，我的欢愉》相同的旋律，配上不同的歌词，成为了两个相似民族的抗俄工具。

俄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的命运，在一战迎来了转机。1914年，一战爆发。俄国参与到了一战之中，对德作战。然而，武器装备相对落后的俄国因为陷入一战的泥潭，社会矛盾再次被激化。

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封建沙皇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政权。8个月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时，便面临着封建势力、一战的外部势力、资产阶级压力的三重压力。

为了稳住国内局势，苏俄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苏俄承认芬兰到黑海地区的少数民族独立，换取苏俄退出战争，全力解决国内问题。

芬兰、爱沙尼亚均取得了独立的机会。独立后的芬兰和爱沙尼亚面临着强敌环伺的局面。芬兰国内有两股势力——协约国支持的白色芬兰，和苏俄支持的红色芬兰。

最终，白色势力战胜红色势力，夺取芬兰政权。芬兰和苏联的矛盾日趋严重。

1918年11月，苏俄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意图收复爱沙尼亚。苏俄此举遭到了爱沙尼亚人的抵抗。

芬爱的民族相似性，使得大批芬兰志愿者支援爱沙尼亚的抵抗。爱沙尼亚人击退了苏俄的入侵，迫使苏俄于1920年承认了爱沙尼亚独立。

1920年，爱沙尼亚制订宪法，宣布将《我的土地，我的欢快》定为爱沙尼亚国歌。

芬兰独立后没有规定国歌，《我们的国家》能够更好地表达民族情感，在外交、奥运会等体育赛事被视为芬兰的“事实国歌”。

由同一人作曲，不同人作词的歌曲，成为了两个国家的国歌。

芬兰1917年和爱沙尼亚1920年的独立，是两个国家数个世纪以来实现的第一次独立。但两国时刻面临着被苏联吞并的危险。

为了防止被吞并，一些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大芬兰国家”（与芬兰有相似民族文化的“乌拉尔语系”人群）。

因为爱沙尼亚国土面积小，人口少，因此“大芬兰主义”在爱沙尼亚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

但“大芬兰主义”在20世纪30-40年代走向破产。20世纪30年代，德国引起了欧洲的不安。1939年，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通过这一条款欲向西扩张，意图将北起芬兰、南至黑海一带再次成为苏联势力范围。

1939年10月，苏联全面控制了波罗的海三国。次年，苏联干脆宣布吞并了三国。

苏联又向芬兰提出割让领土的通牒，但被芬兰拒绝。苏芬爆发战争。虽然苏联战胜了芬兰，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二战后，波罗的海三国丧失了独立地位，成为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所有欧洲邻国中（不包括挪威），只有芬兰最终没有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但芬兰的独立是有条件的，即不加入北约、保持中立。

二战后，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命运截然不同。芬兰继续保持独立国家的地位，但是爱沙尼亚再一次沦为苏联控制的加盟国。爱沙尼亚曾经的国歌《我的土地，我的欢愉》被列入禁歌。

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浪潮下，1990年，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1991年8月，爱沙尼亚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再次独立后爱沙尼亚，恢复了1920年确立的国歌《我的土地，我的欢愉》。自此，这曲由帕修斯作曲的歌曲再次成为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共享旋律。

爱沙尼亚独立后，把与自己同源的芬兰视为重要的伙伴。芬兰的经济在苏联解体后走向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2021年，芬兰人均GDP高达5.1万美元，成为世界高收入国家。爱沙尼亚经济也在苏联解体后高速发展，人均GDP为2.3万美元，但依然远远落后于芬兰。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隔海相望。两国都加入了欧盟后，人民可以自由相互往来，仅需2小时的轮渡成为了两国交通往来的重要工具。

如今，芬兰人乐于去对岸旅游、购物，享受更低廉的物价。而爱沙尼亚人则愿意前往经济发达、文化相近的芬兰去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