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孩子虽然很苦但有意义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在的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中国2022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死亡1041万人，人口比上一年年末減少85万人——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而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则早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时期。尤其是韩国，生育率在2022年跌至0.75（即平均每个妇女一辈子生育0.75个孩子），成为了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跌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

丹麦的生育率虽然目前在北欧处于较高的水平，但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一数字也是忽高忽低。35岁结婚的新娘不在少数，29岁是妈妈生头胎平均年龄，准爸爸的平均年龄更是达到33.7岁左右。虽然丹麦政府对国民生育和抚养幼儿给予了大量的补助，但生孩子这件事情，还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大家不愿意生孩子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生孩子会直接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家长们不仅需要花费几乎全部的时间来照顾孩子，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根据200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一项对900名在职母亲的调研显示，妈妈们在看电视和逛街的时候，远比和孩子待在一起时感到快乐。此外，另一项研究表明，新晋父母的幸福感表现出了严重下滑，并直到孩子成人离开家后，才能慢慢恢复到头胎出生前的幸福水平。

似乎所有的现象都在指向一个结论：生孩子让我们变得不幸福。

几乎所有家长在面对打翻的饭碗、满地的脏衣服，以及孩子震耳欲聋的哭声时，都在不断问自己“为什么要生孩子”。但当看着孩子长大成人时，几乎没有家长会后悔自己当时生下过这么一个曾经差点要了他们命的小东西。

“因为人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幸福感和满足感，我们同样在追求道德感，实现有意义的目标，渴望真实、美丽和正义——这些都和幸福感不一样。”在一段采访中，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如是说。

在他的著作《恰到好处：痛苦之乐与意义探索》（The Sweet Spot：The Pleasures of Suffering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中，他讨论了痛苦和快乐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某种形式上的自愿接受的痛苦，是快乐的来源，并且生命中的挣扎和困难，都与意义和目的相关。比如，有些人喜欢看恐怖电影、吃辣椒、冬泳、接受性虐待、为参加马拉松而刻苦训练，甚至自愿加入战争——这些痛苦，给予了参与者比快乐更大的精神回报。

这正如波兰记者康斯坦利·吉尔伯特（Konstanty Gebert）在回答“为什么波兰作为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却选择了一个保守派政府”的问题时，直言：“（因为）人们想要的不只是浴缸里的热水，他们渴望荣誉、尊重、历史和意义——他们渴望的是伟大！”（波兰保守派政府对多元化性别种群的地位、堕胎等事务的强硬态度，在波兰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端。）

回到生孩子的这件事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家长们照顾小祖宗们时的精疲力竭和殚精竭虑，正是在若干年后，能让爸爸妈妈们发现生孩子比不生孩子“更有意义”的来源。

科技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财富，让大多数现代人远离了饥饿和贫穷，获得了物质上的自由，但却在精神上造成了无尽的空虚和漫无意义。195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哲学家阿尔伯特·卡缪斯（Albert Camus）在他的哲学随笔《薛西弗斯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中，把现代生活形容为一场“无意义的默剧”（the meaningless pantomime）。而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更加直言，称这样的自由是“有罪的自由”（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也有翻译为“被谴责的自由”）。

可靠的物质保障和享乐主义的愉悦让现代人丢失了意义、迷失了方向。而生育抚养孩子的苦难（也可能没这么难），是让现代人找回自己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也许，正如保罗在书中所写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妥协并重新审视各种原则，并为此不断冲突和反复，“人无法同时拥有安全和自由，（人生）就是一场交换”。

“拥有孩子是我这一生做过的最棒的事情，”保罗坦言，“这不是说生孩子对我的婚姻和每天的快乐有帮助，我所指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生孩子让我的生命充满了目标和意义。”

生孩子虽然很苦，但有意义。到头来，能劝你生孩子的，只有你自己。

【以上内容根据丹麦记者克里斯蒂安·本尼克（Christian Bennike）对保罗·布鲁姆的采访内容整理得来，略有删减。】